90年代以来，不少报告文学家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我写《走出地球村》就有躲避现实的意思）。然而放眼全球，从“一战”到“二战”，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再到今天的“商战”，历史已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飞跃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主题；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高科技浪潮的到来，也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在我的感觉中，这是一个千年难遇的大时代，一个很值得去思索、探究和拷问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既让人兴奋激动又令人焦虑不安因而也就最具文学魅力的大时代。那么，中国的作家，中国的文学，该如何面对这个大时代？
众所周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与作家身处的那个时代血脉相通的。尤其是报告文学，只有抓住了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扣住了时代最动情的脉搏，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选准了时代最要害的切点，揭示了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张扬了时代最难得的精神，才可能对现实生活造成直接的冲击力、“杀伤力”和推动力，从而为读者提供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阅读快感。
我从不反对写历史题材和抒发个人情感，但就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我想强调的是，国强民富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一个民族，只有强大起来了，作家的作品才有价值可言，作家的尊严才有踏实的内涵。而一个民族的富强，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作为文化分子中优秀分子的作家，是灵魂设计的工程师，是精神产品的个体户，应当多生产点“忧患软膏”、“思索胶丸”和“精神钙片”，把重铸民族“精神之剑”作为当务之急。因为眼下的中国，太需要这东西了！我们的民族，昏睡的时间太长太长了，遭受的苦难太多太多了。今天的我们，只有振作了精神，强健了心智，才能乘风启程，在明天的路上不致挨冻受饿，暴尸荒野。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文学走到今天，也有一个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要不要重新定位的问题———文学已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尤其是报告文学，更需要从历史回到现实，重新确定其价值的内涵、功能的坐标和探索的方向。而50年来靠捧铁饭碗吃饭的中国作家们，同样需要走出书斋，“入世”、“换脑”，“下海”、“补钙”，与时代拥抱接吻，与现实携手共舞，与“市场”联姻共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二分地欣赏结构现实主义大师略萨说过的一段话：“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然后才是文学本身。”
《中国863》，是我近年“入世”、“换脑”，“下海”、“补钙”后交给读者的一份答卷，也是我对当今社会的一次简单“发言”；而即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我写科学家蒋新松的长篇报告文学，将是我的第二次“发言”。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作家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来作更精彩的“发言”。
